[转]伟大电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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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相信影评人谈的“伟大电影”，“伟大”这个词在英语里要比在汉语里更日常，但不够精确。如果存在一个被广泛使用、又说不清楚的电影标准，恐怕就是“伟大”。谁能给“伟大电影”下个定义？

        在我的印象中，康德对“伟大”的定义最有说服力。他说：一切与它较量的东西都比它小，就是伟大。有两种途径可以抵达这种“伟大”，它们分别是“数学的伟大”和“力学的伟大”。按康德的说法，如果前者是经久不衰、口耳相传的经典商业片（《星球大战》），那后者可能是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艺术杰作（布莱松《巴尔塔扎尔的遭遇》）。抑或，前者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贝尔托卢奇的《1900》），后者是感人至深的人性小品（伯格曼的《呼喊与低语》）。无论怎么划分，两者都千差万别，势如水火，标准无法统一。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心中的伟大电影就是他们的欲望厨师，为口腹之欢提供源源不断的视听宴席。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伟大的电影是精神巫师，给他们带来灵魂出窍的狂喜。

        “伟大”这个标准是复数的，它是经典、独特、催人泪下、激动人心、过目难忘等等形容词的另一种说法。当罗杰·艾伯特告诉我们一部影片是“伟大”的，往往没有具体的标准，他只是在提示今天的青年不要忘记历史中的杰作。伟大本身不是一个标准，它是从不同标准中升华出来的对电影最高的尊敬和热爱。“伟大的电影”不会按照某个标准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出现。它一旦出现，立刻带来新的标准。



清单、趣味和等级

        无论人见人爱的大众经典，还是精英分子推崇的杰作，差别只是趣味。趣味之别难以确定“伟大”，所以趣味呼唤等级，于是，杂志、影评家、理论家、导演或网友评选的各种电影清单应运而生，类似于“一生中不得不看的1000部好电影”这种东西随处可见。艾柯认为，人天生就有开清单的癖好，这是文化史的必然，是逃避思考死亡的方式。清单是根据趣味建立的等级。

        人们越是喜欢电影，越不能满足于在任意时间随机选择一部电影。这时，“伟大影片”的清单或“经典电影”的名录，在眼花缭乱的电影中照亮了一条明路。清单就是用趣味建立标准，让标准巩固趣味。所以，电影清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列清单的人和他们的趣味。

        电影理论家往往告诉你一些“重要”的电影，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推荐了很多对现代电影语言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影片，但“重要”不等于“伟大”。一部对于某个话题至关重要的电影不一定是伟大的电影，克拉考尔在《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中对茂瑙的《诺斯费拉图》只是轻描淡写，而德勒兹认为爱森斯坦的《恐怖的伊凡》是平庸之作。恐怕也不能相信导演，伯格曼认为安东尼奥尼只有两部好电影，戈达尔嘲讽斯匹尔伯格，能拍出伟大电影的导演，不见得能给出比影评家更公允的伟大电影的名单。

甜美而有益

        通常，人们告诉我们伟大的电影，是想说两件事。一件是提醒我们区分电影商品和电影作品，另一件是敬告现在的观众，不要沉湎于今天的电影而忘记电影的辉煌历史。被更多人喜欢的电影不一定是伟大的，商业流水线上下来的好莱坞电影，用妩媚的表情和撩人的腰身以最高的强度满足我们的感官欲望，而“伟大”这个复数形容词破坏着这种享乐主义的权威性。

        贺拉斯认为，诗的功能是甜美（dulce）而有益的（utile），伟大的电影也如此。电影需要快感，也要有教益，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游戏，也是工作。可能，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电影手册》选出的“世上最美的100部影片”，或罗杰·艾伯特“伟大电影”专栏提到的电影，要显得晦涩，看不下去，但他们还是会在那些影片中找到伟大的段落。比如塔尔科夫斯基《潜行者》结尾桌子上自行移动的水杯，或《镜子》中那个瞬间蒸发的水痕。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电影特技，堪比《阿凡达》中的壮丽的视觉奇观。

        好电影是有益的，像精神灵药。卡尔维诺说，经典就是那种初读起来像是重读，而每次重读又像初读的作品。一部影片如果总是唤起你重看一遍的愿望，并且每次重看都能发现更多的惊喜，它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英国影评人德里克·马尔科姆（Derek Malcolm）认为经典影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想到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些片子就感到无法忍受。

        《美国往事》把破碎的友情、难以修复的青春，安放在美丽的记忆容器中，摆在充满背叛的不堪现实中，这就是电影的隐喻。电影把另一个世界的美丽记忆安置在我们平庸的坏记忆中。伟大的电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以某种剧烈的方式持久地渗透进我们的生命记忆，这样的电影自然是伟大的。一部电影就是一段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时光，伟大的电影总能用这个短暂而有限的世界，包裹我们无限漫长的平庸生活，让我们不断地用个人回忆去浇灌那些情节和人物，从此两个世界密不可分。如果你跟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持续互动，那么一切都在变。如果什么都没改变，你就是一个白痴。就像《你逃我也逃》或《雨中曲》，伟大的电影不是对视觉器官展开施虐狂似的感官刺激，而是对内心的触动，反复浮现的会心的幽默。伟大的电影感动着我们，激发我们的表情，这些表情塑造了我们脸上的皱纹，刻划我们的面孔。它是一种难以验证、不留痕迹的缓慢力量。

        伟大的电影也是可分享的，它更存在于我们与情人之间，与亲人之间，与朋友之间、与学生之间⋯⋯电影的记忆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

        晚年的罗兰·巴特认为作品自身没有愉悦，作品的愉悦在于创作愉悦与阅读愉悦的高度统一。一部伟大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动，总能穿越文化的障碍和语言的高墙，带着我们抵达作者的快乐。《地下》、《低俗小说》这些电影都有强烈的形式，但也让精妙的故事消失于形式中，不断抵达最单纯的沟通和乐趣。伟大的电影总倾向于摧毁它自身的形式，在我们与导演之间建立起愉快的谈话，分享扮演上帝的冲动。

谦卑与邪恶

        伟大的电影很可能来自谦卑和渺小，来自恐惧与邪恶。就像《偷自行车的人》，正因为它的谦卑和渺小，一个单纯的故事建立了父子故事的模型，拉开了与平庸作品的距离。当《科学怪人》中的弗兰肯斯坦出于善意把小女孩丢进湖中，当《现代启示录》里雨林深处的科兹上校乞求死亡，我们发现伟大的电影可能来自于邪恶，人性内部无法挽救、悄悄溃烂的邪恶。很难说帕索里尼《索多玛120天》是按照某种美感和道德拍成的作品，但它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发自内心的诅咒和抗拒让它变得永恒，如鲠在喉。在我们不停的批判它、遗忘它时，它也帮助我们不断地认清自己和世界。伟大的电影可能是温顺的，像比利·怀德的《桃色公寓》，满怀善意，也可能像《发条橙子》那样忘乎所以地愤世嫉俗，一个也不饶恕，甘愿做人民公敌。

现实的可疑

        电影暂停了我们的生活，伟大的电影强化了这种对现实的深刻否定。世界不像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那样，伟大的电影让我们发现我们经历最多的生活是平庸和愚蠢的，它缺少奇迹，充满虚伪。

        《诺斯费拉图》中难以名状的恐惧，《大都会》中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天使爱美丽》中对生活的好奇，《后窗》里无处不在的悬念，《铁皮鼓》中刺耳的尖叫。恐惧、好奇、悬念和革命，伟大的电影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们现实中的温饱和幸福只是易碎的幻觉，好的电影破坏因果逻辑，暴露出美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丑陋窟窿，看到浸泡我们生活的物质主义充满了假象。布努埃尔的《自由的幻影》像放大镜一样放大那些满足于坐在马桶上行使中产阶级礼节的贪嗔和荒诞，而《两生花》则用神迹和通感反衬生命和世界的脆弱。

        强大的想象力也是推翻现实的武器，尽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托着巨大的现实影子，但它持久的魔力来自于那神奇的、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超越了现实的边界， 蒂姆·波顿、特里·吉列姆的电影中想象力的奇观，不都嘲讽了瘫痪的现实么？

        我们询问伟大电影的标准，期待有人描述伟大电影的共性，似乎认为，伟大的电影都有相似之处，而平庸的电影则各有各的平庸。实际上，平庸的电影才是相似的，伟大的电影才各有各的不同。 或许像贝尔纳·埃赞希茨说的那样，只有“未被看过的电影”才是最伟大的电影：那些遗失的、没有拍成的、即将到来的好电影。


题目高难，字数有限，敬请批评。
《三联生活周刊》：http://www.lifeweek.com.cn/2011/1009/35187.shtml